巴掌大的屏幕也可以变成一块黑板，学生是一群不识字的成年人。52岁的李红每天要砌11个小时的墙、垒几百块砖，还儿子的大学贷款、给女儿攒嫁妆。但打开教成人识字的直播，她就放下活计，变成一名专心认字的“学生”。
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“成人识字”，会找到上百个直播间，他们大多是个人运营账号，有人是从幼儿教育转行，有人从没教过书、只有专科学历、普通话也不太标准。在直播间，李红找到了“同学”，他们有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也有手机“玩得很溜”的80后和90后。工地上、高速公路边、蔬菜大棚里，在劳作间隙、在孩子入睡的片刻，他们如饥似渴地注视着同一块“黑板”。
丁小花是在短视频平台最早教成人识字的主播之一。她习惯了直播间里没有飞舞的灯牌、礼物，右上角不断跳动的数字证明着观众的存在。学生们不会打字，很多人的网名只有一串数字，有的遗留着语音转文字没有删掉的逗号和句号。
她教他们拼音、写字、手机打字、各种生活常用短语，有时还要帮着解决家庭纠纷。有的学生叫她“老师”，也有人喊她“福星”“救星”。
在这个大课堂，“毕业”标准是达到“小学五六年级水平”，这意味着识字量达到近个。在没有这字的人生中，大到做生意记账、给孩子办户口、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小到在线购物、去KTV唱一首歌，甚至公共厕所进哪一边，都能轻易难住这群人。
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，他们仅占全国人口2.67%，许多人从没跟工友、同事说过自己不识字的痛苦。一位50多岁的学生说，“我的人生是不完整的。我当过母亲、妻子、女儿，但我从来没有同学。”
开始学字后，李红晚上心烦就练字，把头灯挂在上铺，趴在下铺写，写完一本扔一本，像是扔掉了几十年的“憋闷”。学生们都圆了不少心愿，比如第一次实现一个人坐火车、医院挂号缴费、一个人去银行存取款，有人感叹，“不亏来这世上一回”。
“不认识两个字，真是寸步难行”
直播间里夏天人最少，冬天人数则会成倍增长——农忙让直播间里的“学生”脱不开身，工厂的生产旺季还有人要加班。孩子放暑假，他们要在家带孩子。而到了冬天，务工的人开始返乡，地里也没活儿。学生来去如候鸟迁徙，每晚10点后，直播间才会热闹。
老师上课也不像在学校一样规律。他们收入主要靠直播间里售卖识字书籍和线上课程，因为受众少、盈利不高，很多“老师”干了半年就不再更新。
丁小花是仍在坚持的少数人之一。在直播间上课，丁小花总习惯性地把一句话重复三遍，声音拖得很长。弹幕流动也慢，学生们很少冒头，偶尔打出来的句子，也没头没脑的。他们说“老师晚上好，你饺子边”，可能因为课上正在教“绞丝旁”。
学生连麦读拼音，经常要迟疑几秒才敢念。有人连上麦后太紧张，一个劲儿地笑，说，“算了算了，我读不出来，心里怦怦怦怦。”有人念第一遍，错了，被纠正，又错了。5分钟过去，丁小花问，要不咱们下次再说？但学员还是怯生生地说，要读。丁小花很少发火，会让学生念到正确为止。
丁小花明白这种难以启齿的感觉。她是宁夏固原人，35岁，大专学历，西北口音浓重，总把“村”读成“聪”，“风”读成“分”。
丁小花的父母都不识字，往上数三代也不识字，她是家族里学历最高的人。她在银川干会计，3年前，她辞去工作回家带孩子，时间变得宽裕。和远在固原的父母聊天多了，她开始想教他们识字。
小时候，医院，挂号、拿药不知道怎么走，问保安，保安对他们吼，“你没长眼啊！”丁小花心里难受。近两年有了智能手机，父母只会打电话，不小心点错弹窗广告，他们不会关，手机一整天就搁着，等她弟弟回来关。
想到老家和父母一样的人有很多，大家一起学会更有劲头，她打开直播讲识字，同城的人都可以听。一开始只教单个字词，包括车站、医院相关的日常用语。后来，全国各地的学生不断涌入直播间，她才开始系统教授拼音和大写字母。
学员未能受教育的原因很多，有些人来自偏远贫困地区，家里孩子多，没钱上学。有些人是孤儿或事实孤儿，寄养在亲戚家。有些人身患残疾，生活无法自理。其中大部分人的年龄集中在40岁到70岁之间，也有少部分90后和00后。
他们习惯了沉默，在被同事骂“脑子笨”的时候沉默，在被伴侣骂“废物”的时候沉默。在短视频平台刷视频、看直播，大部分人因为不会打字，从没发过评论。
但他们会靠图标辨认手机软件，上网则靠语音或者家人的帮助输入文字。网名会泄露出心底的秘密。一个学员叫“想家的女人”，42岁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回过娘家。娘家离自己只有多公里，但她不认识地名，怕坐错大巴。
有位网名叫“紫菱”的脑瘫患者也是学生之一，她喜欢看偶像剧，喜欢《一帘幽梦》里“紫菱”的大胆和活泼。她从小就自己闷在家，有一肚子的话无处说。被母亲推着遛弯儿，认识了街头卖艺的残疾人朋友，加了QQ，但不认识人家打的字。
许多人的隐私需求很难说出口。90后王美玉倔强地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期：想买牛奶味的沐浴露，不问导购，自己打开瓶盖凑上去闻；化妆水只买透明瓶子，不会和乳液搞混；卫生巾分不清日用还是夜用，买错了不少，别人问起，就说是囤货。
自己撑不住的时候，只能求人。上银行取钱、存钱，王美玉会找人一起去，但专找同村的，万一人家偷钱跑了，也知道他家在哪。
她母亲从小就说，“学不学（字）都一样，早晚要嫁人”。但王美玉不愿一辈子被困在农村，刚进入21世纪，14岁的她离开家，跟着农民工大潮南下。第一次跟着同村的朋友打工，下火车、进工厂、3个月后坐火车离开，她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名字。
之后她辗转于各种工厂，发现“勤”补不了不识字的“拙”。在服装厂，把做完的工序记下来才有钱拿，王美玉不会写，总是做得多、拿钱少。拆解服装时，别人很快就能照着图纸找到对应的部位，她要用手扒半天样品，才能记住结构。
同龄人中不识字的很少，工友们总说，王美玉是因为“不乖”“不听话”才没上学，一条流水线的人都躲着她，生怕被她拖了后腿。王美玉自此学会了喝酒，抽烟，一个人坐在女工宿舍的角落，把心事都绣进十字绣。
近五六年，识字的渴望在她心底逐渐膨胀。写满字的屏幕出现在商店、医院、银行、车站，她越来越难隐藏自己的软肋。她因为态度认真，曾有望被提拔为抽检，只用坐在空调屋里，用电脑记录产品数据，但她不会用电脑。
很多学生都有同感，一位50多岁的学生回忆自己小时候，路上“摩托车都很少”，没什么路牌，出门看路都是“走着问着”。现在人人都用手机导航，“不认识两个字，真是寸步难行”。
“我年龄这么大，还能学会吗？”
很多“大龄学生”的学习目标不高，能记账做生意、学开车拉货，能考技能证书、进更大的工厂上班，就够了。
但听同样的课程，有人半个月就能学会汉字结构，有人学了一年还在单韵母“aoe”里打转。程杰在私立学前班教了10年孩子，她认为，教成人比教小孩费劲太多。“小孩是一张白纸，你一挥手、一张嘴，他们就跟着你读。在直播间这些成年人，他们有自己的主意，有自己的想法。”
一些成年人的发音习惯已经根深蒂固。有的学生“ne”和“le”读不清，老师会让学生张大嘴，拍个视频发过来，看看他们舌头顶住的到底是前门牙还是上颚。
更难扭转的是一些人的自卑心理。第一次进直播间的人总问，“老师，我年龄这么大，还能学会吗？”一遇到困难，过去几十年“低人一等”的痛苦就会涌上心头，“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笨的人”。
为了帮助他们理解课程，程杰努力贴近生活。用“度”组词，她解释“浓度”，“就是你们打农药时候管子里的药”。讲“浮”的右半边结构，她提问，“爪子下面有孩子，农村常见的，想起来了吗？孵蛋嘛。”读单韵母“u”，她教他们嘴型，“你家孩子生气时嘴巴怎么噘，你就怎么噘。”
这些“大龄学生”没有家长，老师要提供“保姆式”服务。有时手机点错了，或者平台卡顿，学生马上电话打过来，“我找不着你了老师！”“你课没了老师！”
学生想购买可以回看的在线课程，老师要从打开软件开始教，告诉他们“购买”图标的颜色、位置。购买课程后，老师想寄书，学生不知道如何写地址，有人直接发来身份证照片，有人则跑到家门口拍门牌号和路牌。
很多学生见惯了冷漠的目光，这是第一次被耐心对待。在直播间双击屏幕，就能点亮红心，增加主播的曝光度。学生们为了帮程杰增加人气，自发想出了不少顺口溜，没事就在直播间发语音宣传：“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点点爱心行不行”“红心走一走，活到九十九；红心飘一飘，知识长高高”。
43岁的程杰常被六七十岁的大姐亲切地称为“小老师”，她收到过新疆的葡萄干、山东的苹果、宁夏的枸杞。有主播甚至收到过一面锦旗。丁小花的学生碰见育儿难题、创业办手续，都会先咨询她的意见。
直播间也是学生们倾诉喜悦和悲伤的树洞。一位名叫“火狼女”的学员和程杰连麦，说自己孩子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程杰高兴坏了，“给咱们的火狼女大公子刷鲜花，师范大学呢，真出息！”弹幕活跃起来，一排排鲜花、爱心传递着无声的祝贺。
一位学员诉苦，说自己从不知道老公收入多少，另一位学员忍不住发了一条不太通顺的弹幕，教她在家里要掌握财政大权，“我要的是老爷们儿挣的钱你不会存。那可咋整啊。这一辈子摸不着钱，太遗憾。”
“真正的独立”
学员在直播间连麦读书，老师们有时能听到，电话那头传来子女、配偶的冷嘲热讽，“净干这没用的”“要是你能学会，我把姓改了”。一位学生曾经想要退钱，因为她的丈夫反对她学习，砸了她的手机，撕了她的书。她只能躲在被窝里偷着学。
有人担心手机被家人看见，提议把“成人不识字群”改成“欢乐群”。有人在自家店铺的柜台看书，会在来客人时藏起书本。
程杰常对受挫的学员说，“你更应该改变，家人不支持，说明你没有地位。为什么没有地位？因为你不识字，什么都做不了。爱是相互的，哪有单方给爱，一辈子不求回报的？”她推荐学生们让家属帮忙分担一些家务。
老师们发现，这些不识字的学生中女性占大多数。据《中国统计年鉴（版）》统计，中国文盲群体中女性占75%。
她们在前半生里，支持丈夫的工作、一心拉扯孩子。有人总疑心丈夫跟别的女人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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