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政策很好，但接下来的落实，有的打折扣、搞变通，有的层层加码，弄得基层和大家都很难受。
从纯管理角度，今天来探讨下这个问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那么，既然很多政策是好的，为什么还出现了那些层层加码之类的乱象？
1.有的政策愿景好，但可能有多个具体目标却未明确轻重缓急，也可能缺乏足够具体规范性的配套细则指导。
一个政策为了全面兼顾，“既要...又要...还要...”式的目标，是很常见的。
比如，要清零，又要跑马拉松，但仅仅一次赛事就有让之前防疫成果重头再来的风险，最近还陆续跑了北京、成都、上海。几万人的大型赛事必然会影响防疫成果，应该优先保哪头，政策重心要不要从主动追毒（重在防，比如全民核酸、封控意在区域主动清零）转向：被动治毒（重在治，避免医疗资源挤兑，被动、重点清零降低治疗压力）？至少目前看，政策还很纠结。
多个目标中哪个目标才是重点、哪个是优先、哪个成本效益更大（成本应该考虑全口径的代价），不同阶段万一目标之间冲突了优先保谁？这些事，很多时候并没有说得很清楚，让领悟能力不高的执行者只能在迷茫中加码、一刀切。
有时候，政策的条款本身也不够具体，比如:“非必要不...”、“非紧急不...”、“可适度...”，如此种种。到底哪些算必要、什么算紧急，哪些算适度，有哪些“生命至上”的情形，这些没有具体、量化、流程化的配套细则，就很难让执行层去统一认识、统一尺度。
很多时候是，不出问题，就是适度，出了问题就是不适度，这会让执行者进退两难，只能往紧了去解读、执行。
2.有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责任分担不清，问责的大棒又在制定者手里。
政策本身规范不够清晰的另外一个弊端是，政策制定者、执行者的责任分担会变成薛定谔的猫：执行得到位不到位就看结果好不好。
如果结果好了，当然是政策的功劳，执行者也会有奖励；但若结果不好，不具体的政策就会变成问责的工具，让执行者难承其重。
有些决策者甚至为了免责，有意口头下达基层去执行有“违法”嫌疑的动作，让底下人无所适从。
政策不够具体的结果可能演变成：上级政策持续倾向免责、无责，但一旦结果出了问题，问责的板子就会打在基层执行者身上，多数也会由决策者归责于执行者对政策理解或执行不到位。
比如，前期二十条出来，石家庄紧接着宣布停止全员核酸、公共交通不再查验核酸、该解封解封等措施，传闻在国家卫健委督导组对有些做法“盲目执行”、未充分理解、曲解新政策提出整改要求后，石家庄又马上调整恢复了前期防疫措施。
如果决策者起初就认为制定的政策是必然对的、完美的，别人监督和自我革命就有点难，政策自身问题的及时反馈和调整也很难做到，决策者也会倾向于认为执行者无能或偷懒，执行者即使认为上级政策有欠缺是但又怕丢官帽，也不敢直接反馈真实情况，陷入负面循环，最终伤害的还是决策者的公信力，也会让决策者有脱离群众的巨大风险。
在法律层面，有立法、司法、执法分开，还有不断更新的司法解释，能够比较好的解决这个责任分担的问题，行政体系不妨也研究借鉴一下经验。
3.政策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授权，授权如不明确一方面会让执行者陷入能力恐慌，一方面也会让执行者自我过度授权，而不让加码还不断加码可能预示着能力已到极限。
有些政策规范不具体，它还会带来授权不清晰的问题，导致各级会无限扩大化自己的授权以至到不合理。
比如，应该一级机构决定的事，三级、四级机构不打招呼直接就干了，随意就把路给断了、静默了、硬质隔离了、增加封控或隔离天数了，他们没意识到越权处置也是违法。
没有实施细则和有效监督，底下为了完成任务，也可能为了免责，或者为了权力、利益（甚至突破底线为了权钱勾兑），就不得不变通，有的打折扣，有的加码，政策的模糊倒是给了巨大的灵活空间和便利。
加码对执行者是有好处的，一方面可以完成上级的考核任务，另一方面，加码的成本基本不需要加码者自己去承担，几乎所有加码的成本都是被加码者即：我们老百姓承担了，而这些成本大概率是没被上级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考虑的。居委会把不该封控的小区封控了，能有什么成本？或许还由此增加了物资调配的特权。因为过度防疫，也有不少紧急情况得不到救治而伤亡的案例，更别说生计受到影响这种经济问题，都是我们老百姓不得不承受的沉重成本。
这样的加码，执行中会持续侵蚀大家的应有权利，挤压生存空间，让大家的忍耐接近极限，就会有诉求去释放压抑的负面情绪，极大侵蚀决策者公信力和社会稳定，当然更伤了大家的心。
4.有些没有形成有效的问题反馈及及时自我完善机制，没有真实、有效的信息反馈，让决策者也很难对下级建立充分信任。
因为目标的轻重缓急、责任分担、合理授权这些问题，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政策矛盾循环结构：
决策者：初衷是好的，权责可能不够具体，目标大而全：既要又要还要，责任、压力下面承担的多。一旦有“我就是正确”心态，对政策自身问题的有效反馈并及时调整就难以实现。
地方：即使政策落实难，迫于能力恐慌或问责压力，加码、一刀切、滥用权力，不计成本去实现，很难去对政策做实质性的问题反馈。
基层：最辛苦，矛盾冲突的最前线。反复加码也可能让他们有负面情绪，甚至可能影响群众对决策者观感，进而影响决策者的公信力。
既得利益方：有些既得利益者突破底线利用政策漏洞，或伙同权钱交换，裹挟政策，持续获取政策巨大红利，社会因此承受的代价也是巨大的。想想，三年以来，已经出来多少个核酸检测机构造假了，听说最近还有核酸机构要上市。
我们老百姓：是政策成本最终的承担者，政策一旦目标不全面均衡，大家的资源、耐心可能被加码压到极致，又没有影响上级决策者的顺畅言路通道，也没有正式的机构代替发声，最后只能自己发声。比如那些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，长时间封控在家，坐吃山空直到返贫，怎么办？媒体在这里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的。
其他势力：当然也会有人想见风使舵、煽风点火，意在收割。实际是，每一次的脱离群众，都可能在给其他势力递刀子，本来这些人是要拿着放大镜才能找到茬的。还是要把自己的事办好，不要让亲者痛、仇者快。
短期来说，政策做到法莫如显才能执行好，政策制定当然首先得科学、实事求是，也得要具体明确、责任清晰、授权明确，希望该是政策自身的问题政策担，该是执行的问题执行者担。长期来说，循环局的最终破解，还是需要依靠决策者的开明与包容，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民主的作用，让各级人民监督发挥更大作用，来避免决策机制的脱离群众和僵化。
“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”，不是公共关系的专家，只是做过几年基层企业管理，从底层的视角浅谈下我对政策执行中一些问题的看法，与诸位一起探讨，让政策制定更科学、调整更及时。
我是李扬，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，年近不惑，还没认怂，用思考和行动为这个国家尽一点微薄之力。
创作声明：感谢Doria对本文的支持。欢迎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1xbbk.net/jwbys/4546.html
